盡管每位數學教師都在進行緊張的研究工作，普林斯頓在10年代仍舊是一所教學為主的學校，如同那個年代的大多數美國大學，普林斯頓的教師們擔負著沉重的本科生教學任務，又沒有足夠的資金來增加設備和研究機會。對此，從歐洲來的數學家們有著清楚的認識。Einar Hille 回憶1922∼1923他在那裡的第一個年頭：「普林斯頓有點令人失望。年邁的本科生教師 Gillespie、Mclnnes 和 Thompson 執掌著領導權。記得在那兒的第一個學期，我講授了三角學的兩門課，除此之外就是沒完沒了的家庭作業。」Solomon Lefschetz 也證實了這種狀況：

「1924年我剛來，僅有7個人從事數學研究：Fine、Eisenhart、Veblen、Wedderburn、Alexander、Einar Hille 和我自己。開始，我們沒有獨立區，每個人都在家裡工作，Palmer 物理實驗室有兩間屋子分派給我們。一間用作圖書室，另一間就用於其他所有的事務。系裡僅三個人有辦公室：行政領導 Fine 和 Eisenhart 在 Nassau 講堂有辦公室，Veblen 的辦公室在 Palmer 實驗室。」

經過努力，增加了數學經費，這種狀況於1924年前後開始轉變。由於導師職稱的調整和 Wedderburn 等人對機構事務的漠不關心，制定普林斯頓研究計劃的重擔就落到了 Fine、Eisenhart 和 Veblen 的肩上。1923∼1924年，Veblen 在他任 AMS 會長之際跨出了第一步。為了發展全美國的數學，他設法將數學家安排進早已包括物理學家、化學家在內的「國家研究委員會」資格計劃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fellowship program)，還為 AMS 設計了一項捐贈基金，以籌集經費，資助其出版工作。

在普林斯頓，改善研究環境的活動由 Fine 在 Eisenhart 和 Veblen 的協助下率先開展。作為科學系主任，Fine 承擔著幫助校長 Hibben 籌集並分配科研究經費的責任。在一份1926年資金籌措的文件中，Fine 列舉了「數學系目標完全實現的途徑」：

(1)為「研究教授」之職募捐；

(2)增加優秀人才和教師的數量，並制訂相應的計劃，以求更佳的教學效果和更多的研究工作；

(3)設立一項系內研究基金作為應變之用；

(4)一個訪問教授職位，它可用已故的 Boutroux 之名來命名；

(5)一定數量的辦公室和其他房間，兼顧本科與更高級的數學工作；

(6)繼續對《Annals of Mathematics》提供經濟援助；

(7)有若干數目的研究生獎學金；

Veblen 在1924∼1926年間曾起草過一份「數學研究機構」計劃，提交給了「國家研究委員會」和「Rockefeller 基金會普通教育部」。若將這份計劃與上面 Fine 的目標表作個比較，會給人以極大的啟示。Veblen 的計劃不僅為 Fine 的目標闡明了依據，也展示出 Veblen 更宏偉的設想──30年代隨著高級研究院的成立而得以實現。

Veblen 的論證基於這樣一個前提：「要促進對純粹科學的研究工作，最有效的措施是為那些有才幹的人提供機會，使其全身心地投入進去。」而在美國的學術體制下，Veblen 解釋說，研究工作只是「教學工作的副產品。結果，盡管我們的國家已經培養出大批人才，但其中所取得成就與其天資相當的，卻寥寥無幾。」聯繫到基金組織創建強大美國研究機構的願望，Veblen 又補充說：「在歐洲環境裡，有些人即使能力低些，卻也作出了較大的成就，因為他們能自由地支配時間和精力，來從事研究工作。」在其他地方談到他的計劃時，Veblen 還指出，他的美國同事每周教學時間為9至15小時，相比之下，法蘭西學院的數學家們只要教3小時；美國數學家的主要任務是向一、二年級學生講授基礎科目，而在歐洲，這些科目都是在大學預科階段講授的，從究研究工作的大學數學家，可以集中精力於更高層次的教學。

在 Veblen 看來，最簡單的解決辦法是將數學家們安排到研究者的位置上，使其承擔有限的、甚至不承擔教學任務。但如何才能做到這一點？Veblen 否定了設立「功勛教授」的想法，他懷疑那一般「將為名聲顯赫的人所壟斷，而這些人往往已走出了研究生涯的顛峰期。」

替代這種想法，他設計了一所機構，由「精心挑選出的卓越的、多產的數學家」組成，「他們有足夠的機會從事數學研究，就像實驗科學中人們有充足的時間進行研究、訓練研究人員一樣。」

這個機構包括4至5名資深數學家和同等數目的初級學者，老資格的學者將「完全投入到研究工作和年輕人的指導中去」。當然，所有成員也應該能「自由地為高年級學生開設一些臨時性課程」。除了薪資以外，維持這一機構並無很多需求：一所圖書館，幾間辦公室、教室、幾台計算機，以及速記員、計算人員的開支。這個機構可以良好地運行，他強調說，不論是與其他大學並肩合作還是孤軍奮戰。

Göttingen 作為數學研究中心，取得了超越其他德國大學的成就。Veblen 之所以反對設立個人研究教授而傾向於建立研究機構，正是基於他和 Eisenhart 對這種成就的評價：

「不乏這樣的事例：良好的科學傳統建立之後又被打破了。從中我們會發現，這都是因為有關的科學組織過度依賴於單個領導者的緣故：一旦領導者去世，傳統也就隨之中斷了。如果不是「光杆司令」。，而由一批年齡各異的人共同努力，那麼職位、身份的取代將是漸進的，只要有了良好的開端，這批人中內在的保守力就會使傳統持續下去。Göttingen 的數學發展即為很好的例證：在那裡有不少舉足輕重的人物，但同時也總有個龐大的學術集體，順利地發展著，使得 Göttingen 數學研究所的聲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而同一時期的其他德國大學，由於依靠擁有個別特殊人物而著名，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各種盛衰變遷。 Göttingen 的興盛，應該歸功於統計學規律和傳統的威力。」

為了得到更多的基金，Veblen 準備使這個機構面向應用數學。他認為，這類學科在美國尚未得到充分發展，而通過 Eisenhart、Veblen 和 Tracy Thomas 在拓撲學與微分幾何方面的努力，普林斯頓在此方向上已經開始實施了「一項非常明確的計劃。」「這項計劃著重於路徑幾何學和拓撲學的研究，而它們正愈加明顯地成為動力學和量子理論的基礎。」

不管出於何種原因，Veblen 的機構計劃在這時未能實現。我們找不到有關「國家研究委員會」作出答覆的任何記錄。他給「普通教育委員會」的提議，被當作普林斯頓一場全體運動的組成部分：這場運動由 Fine 為 Hibben 作指導，意在增加基礎性科學工作的資助金。提議的確是為一所致力於應用數學的機構──類似於天文、物理、化學和生物學的建設項目──而申請資助，也反映了 Veblen 與這個委員會的早期聯繫。申請被批准了，但資金並非用於建立 Veblen 所設想的機構。其中一個原因或許出於委員會對數學家們有否長期創造力的擔憂：

(1)我們不能絕對保證當一個人被授予研究職位後，會繼續從事著高水準的研究，而且(2)即使他們的首批任命是高質量的，也不能保證這種質量在久遠的將來依然保持下去。

在這種情形下，Veblen 實際上利用了基礎科學研究的名義而得到了基金。委員會撥給普林斯頓一百萬美元，並附加自籌兩百萬的條件。到1928年，普林斯頓通過校友捐贈籌足了二百萬，總數（三百萬）的五分之一（六十萬）撥給了數學系，用於購買圖書資料，維持《Annals of Mathematics》雜誌，減輕教學負擔和支付訪問學者的薪金。

Fine所列表中的其餘多數目標也都實現了。1926年，Fine 與「基金運動委員會」(Fund Campaign Committee) 進行接觸後不久，又與老朋友、普林斯頓的同班同學 Thomas Jones 打上了交道：他已靠一項芝加哥的律師業務和 Mineral Point Zinc 公司董事長之職發了財。他捐資設立了「Fine 教授」(Fine Professorship)──這是當時美國數學界中最有影響的教授職位。他還和侄子 Gwenthalyn 一起，提供了50萬美元作為研究基金，並設立了另外三個教授職位，其中包括數學物理上的「Jones 講授教授」，由 Hermann Weyl 在1928∼1929年首次獲得。

20年代末與30年代，普林斯頓為攻讀博士及博士後學位的數學家提供了充足的經濟資助，比其他美國大學吸引到更多的「國家研究委員會」成員。英國、法國來的學生受「聯邦和大學學監資格計劃」的資助，而美國的研究生則受惠於大學基金。

在 Fine 的表中，「為研究教授職位募捐」、「系內研究基金」、「訪問教授職位」、「資助《Annals of Mathematics》」和「研究生獎學金」都實現了。僅有兩項存在困難：職員和用房的增加。兩者在30年代初得到了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