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綴術》在唐朝，不但是國子學中的選修科目，而且還是國家考試（大約相當於今日的高普考）科目之一。在當時的所有數學科目中，以此書最為深奧，故規定學習的時間也最長(計四年)。唐代之重視數學教育，由此可見一斑。到了宋朝，更由於印刷術的發明，一般老百姓和士人有幸接觸數學書籍，數學知識逐漸平民化了，再加上金元異族雄踞北方虎視眈眈，士人與平民有感於國家與社會的生存環境，遂合力把數學研究從曆法計算、計算賦役等等這些官府用途上解放出來，推向更開闊更深遠的實用天地中．因而創造了中國古代數學的輝煌時代。《綴術》是何時失傳的，筆者無從得知，不過，即使不失傳，到了明代，恐怕也不會有人聞問了。明朝以八股文取士，把唐宋以來那一股生機勃發的數學研究浪潮，活生生地扼殺了。 祖沖之的 π 值，自趙友欽（元人，著有《革象新書》）之後，便被人遺忘了，到了清代才再被發現。那個時候，洋人的 π 值逼近已經後來居上，西學東漸也把西方的科技成就傳入中土。中國人對祖沖之的成就所採取的態度，我們不得而知，不過，令人遺憾的是， 這個極其粗陋的近似值卻「統治」了中國數學界好長一段時間（參見李約瑟的《中國之科學與文明(四)》）。

在西方，π 的神秘性一直與幾何三大作圖難題之一的「化圓為方」連在一起。化圓為方的嚐試歷程中，可劃歸為三個階段。第一期，從最早的埃及人時代到十七世紀中葉，其特徵就是使用「割圓術」，在這一段時期中，中國人所做的近似值成就，長時間地領先了西方人。第二期約從一六五○年到一七五○年，顯然受到剛發明的微積分之影響，用解析方法來將 π 表現成連分數、收斂級數及無窮乘積等等，π 的小數位也因而愈算愈多。這是中西實力消長的一個重要關鍵。接著下來，中國人所面臨的便是一部不忍卒讀的近代史。第三個時期堂堂邁入近代數學的大門，勒俊得 (Legendre) 於一七九四年證得 π 是一個無理數，再經過多人的努力，德國數學家林得曼 (Lindemann) 終於在一八八二年證明 π 是一個超越數（即非整係數多項式的零位也），才解決了將圓方化的問題：使用規與矩，在有限次作圖下，是無法做出一個正方形，使其面積等於一個預先給定圓的面積。這個圓方化的問題也可以轉化成求圓周長的問題。因此，人類在 π 的本質探討工作上，總算功德圓滿了（參見《π的歷史、性質及計算》一書，賴建業編譯，中央書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