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夏我離歐返華時，本打算去北平就任清華大學教授之職，由於中日戰爭之故，十年後才達到此目的。當時清華大學先搬到長沙，1938年又遷至昆明，在那兒一直滯留到1945年夏戰爭結束。

昆明是座美麗的城市。雖然處於戰事中的國家物資匱乏、局勢動蕩，但在生活的其它方面倒是愉快的。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聯合，組成了西南聯合大學，昆明立刻成為戰時中國知識界的中心。我的數學同仁包括華羅庚和許寶騄。我開了代數拓撲、李群、球幾何及外微分系統等方面的課程和討論班，吸引了一批學生。主要的不便是此地與外界的聯繫被切斷了：有段時間連「緬甸通道」也關閉了，與外界的聯繫只有靠空運。我有個私人小書庫。起初，我做了以前想做而沒時間做的事：讀了些書，思考些問題，還覺得有趣。但挫折很快就降臨了，而且必須克服。我將此情信告 E. Cartan，他寄給我許多他的抽印本，包括一些過去的論文。我花了大量時間研讀這些論文，考慮其內涵及應用。這確實使我受益匪淺。在30年代，人們已開始認識到 Cartan 的工作的重要性，如 Weyl、Blaschke 和 Kähler，但幾乎沒有人去讀 Cartan 舊時的論文（有關李代數的論文除外）。我很幸運能因環境之故把這些論文都遍讀無遺。

駐華盛頓的中國大使胡適博士空郵來一本 Hurewicz-Wallman 寫的有關《維數論》的書。現今習慣於靜電複印的人也許很難想像我把除最後一章外的整本書抄了一遍。在最後一章中，作者是在沒有正合序列概念的情況下處理正合序列的問題，我覺得很難理解。其實當時讀論文作筆記是很普通的。複印大量資料並不能說明自己取得了多少進步。

我開始有了一些學生，其中有王憲鐘和嚴志達。王後來對拓撲學作出了許多貢獻，盡管他最出名的成果是王序列。嚴最早給出所有例外李群的 Betti 數的正確值。

回首往事，我並不認為自已對作為整體的數學有完善的見地。我清楚自己的某些不足並渴望得到充實。我的數學實力在於我能算。至今我不在乎繁複的計算，直到數年前我做這樣的計算還很少出現差錯。這方面的訓練現在不大流行，也得不到鼓勵，但在處理許多問題時它仍有很大的好處。

Gauss-Bonnet 公式曾使我著迷，我知道它的最概念化的證明是通過結構方程來表示聯絡形式的外微分。當1943年我去普林斯頓時，它已為為我在數學工作中最得意的一篇論文開了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