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上的因素明顯地促進了30年代普林斯頓數學計劃的實施。Fine、Eisenhart 和 Veblen 在前四分之一世紀的精心籌劃，加之29年代末資金問題的解決，普林斯頓創建世界級數學中心的時機成熟了。

為這些目標進行的資金累積是相當輕鬆就完成了的。Fuld 和 Bamberger 家族願意為研究院捐贈，可算是好運一場，但 Veblen 雄心勃勃地要把它建在普林斯頓並貢獻給數學研究，卻絕非偶然。很明顯，20年代大基金組織資助美國數學界的潮流，使普林斯頓的數學也從中獲益。但我們必須看到，用於數學計劃的大部分資金來源於校友的捐贈。能輕鬆地籌到這筆款子，20年代美國人的普遍富裕也可略窺一斑了。

數學系的實力對未來的可行計劃，無疑是吸引到經濟援助的得力因素。本世紀前40年，為使數學系和研究院躋身世界前列，Fine、Veblen 等人堅定地奉行著數條原則，其中最重要的，是把重點放在研究上。從任命、提升、培養研究生、減輕教學負擔和其他措施上，都可體現出來。這實際上是與美國高校充當本科生教學機構的牢固傳統背道而馳的；第二條，努力建設數學研究者的大集體，便於老將和新兵之間交流思想；第三條，集中精力於某幾個領域（拓撲學、微分幾何、數學物理和邏輯學），而非全面出擊；第四是放眼世界範圍。1905∼1940年，從世界各地來到普林斯頓的學生、訪問學者和教員，多於其他任何一所美國大學。當納粹勢力把歐洲數學破壞得面目全非之時，Veblen 與 Weyl 率先將流亡的數學家們安置進了美國的機構，自然，有些來到了普林斯頓；第五條，通過培養年輕數學天才，來發展壯大研究集體。研究院利用納粹德國的形勢，吸引到了 Einstein、von Neumann 和 Weyl，但大多數教員是以初級職位聘來的，並在此得到提升。

最後一條，對可能影響研究集體的環境因素給予充分重視，最典型的當屬 Fine 講堂。30年代普林斯頓的數學家們如此依賴那裡的物質環境，無論怎樣強調也不會過分。很快，全世界的大學都開始認識到，一處設備良好、能使自已的數學家們聚集起來討論問題的場所具有何等的價值；另一因素是專業期刊在普林斯頓的編輯出版（《Annals of Mathemetics》、《Studies》、《Jornals of Symbolic logic》和《Annals of Mathematics Statistics》），師生們發表研究成果找到了出路，教師們則在一定程度上主導著美國數學研究的主流。這些雜誌也促進了普林斯頓與整個數學界的更廣泛接觸，還是發現新秀並予以聘用的工具。為研究生、訪問學者和減輕了的教學負擔而提供的經濟援助，也增進了這個致力於數學研究的大集體的發展。這些成就的取得，正發生在「大蕭條」時期和納粹主義泛濫之際，想來更使人感到這是多麼卓越非凡。經濟狀況嚴重影響了學者們的待遇，限制了對研究生、博士後的資助，也給安排博士和初級職員們的工作帶來了困難。納粹勢力對歐洲學術界的侵害，迫使數學家們大批湧入美國，進一步加劇了土生土長的美國數學家們在謀職和晉升中的競爭狀況。